传统文化  

风物中见深情

2016-08-03 10:24 来源:语言文字报 张中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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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唐时期,在声势煊赫的韩孟、元白两大诗派之外,刘禹锡以他迥异于流俗的“骨干气魄”,独标一格,理所当然地赢得了“诗豪”与“国手”的称誉(白居易《刘白唱和集解》称刘禹锡为“诗豪”,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复称刘禹锡为“国手”)。在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中,最为人称道和推崇的是他的咏史怀古诗。“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,意象精当新颖,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,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,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、隽永感。”(袁行霈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卷)

清人方植之在评论刘禹锡的《西塞山怀古》时说:“西塞山属武昌府。此地孙策、周瑜、恒玄、刘裕事甚多,此所怀独王濬一事”,又“无自己在诗内”,所以“此诗无甚奇警胜妙”。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。诚然,和西塞山关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很多,但刘禹锡独选王濬一事,有深刻的寓意。王濬所率的是西晋伐吴战争中的一支奇兵。他从西到东,纵横数千里,直取石头城,不失为伐吴战争中的风流人物。把王濬作为抒写的中心,不仅突出兴亡的主题,且亦能增加诗歌的传奇色彩。此外,王濬伐吴是从四川到金陵,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和州刺史,也是从四川到金陵附近,两人行进的路线相同,但境遇却相反:王濬完成了一代伟业,刘禹锡则因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长期贬官于边远州郡。赴任途中,诗人身临王濬东征旧境,即地怀人,因人感事,就事抒情,以古喻今,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三国以来,金陵的政治风云几经变幻,从吴到晋,从东晋到宋、齐、梁、陈,大体都由于相似的原因导致政权的更替,历史在反复。刘禹锡深感于这一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,多次抒写自己的感慨。他的《金陵五题》《台城怀古》《金陵怀古》都表现了相同的主题。因此,今人伤古人,未来人伤今人有深刻的意义。正如杜牧所说,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具有政治家头脑的刘禹锡,自然理解历史兴亡事件的反复。刘禹锡与永贞革新集团诸人曾奋起改革弊政,废五坊,罢宫女,黜宦官,抑藩镇,“自春至秋,其所施为,人不以为当非”(《刘禹锡集》)。他们企图挽救唐王朝的颓势,建立自己的功业,但是失败了。刘禹锡被贬为州司马。十年之后,他和好友柳宗元虽得到了一次晋升机会,又因为一首小诗,刘贬连州,柳贬柳州。此后,刘禹锡由连州到夔州,由夔州到和州,前后二十年,始终郁郁不得志。

唐王朝被“安史之乱”的藩镇势力搞得尾大不掉,但在形式上,依然维持着统一的局面。长庆年间的政治形势特别令人忧虑。一方面,穆宗李恒宠信宦官,排抑正直大臣,赏罚无度,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。另一方面,元和年间曾一度被平息的藩镇势力,又在兴风作浪。卢龙军都知兵马使朱克融首先发难,成德节度使王庭凑继之而起,李恒又面临着藩镇纷争的局面。古人说,“天子以四海为家”,而李恒却“方荒宴,不以国事为意”。刚刚上台的李湛,又“游幸无常,昵比群小,使朝月不再三”,这怎能不使兼具政治家的敏感和诗人情怀的刘禹锡忧心如焚呢?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,诗人站在扬子江头、西塞山下,感到唐王朝的前途仿佛眼前摇动于萧萧秋风中的芦荻,摇摇欲折,岌岌可危。刘禹锡追怀历史,对现实的忧虑,还有对自身遭遇不幸的伤感,一齐汇集心头。

刘禹锡的怀古诗擅长用写景来营造一个含蓄的意境,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,于风物中见深情,于单纯中见复杂。他的“山围故国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女墙来”中的那种六代豪华、风流云散的兴亡之感,也只包融在一幅含意蕴藉的风景画之中。

(摘编自语文出版社2007年4月版《唐诗宋词鉴赏教师用书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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